《博尔赫斯口述》的摘抄

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了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对于但丁，贝雅特丽齐的存在是无穷无尽的。对于贝雅特丽齐，但丁却微不足道，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处于同情和崇敬，倾向于忘掉那但丁刻骨难忘的、痛苦的不和。我读着他幻想的邂逅情节时，想起了他在第二层地狱的风暴中梦见的两个情人，他们是但丁未能获得的幸福的隐秘的象征，尽管他并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我想到的是结合在地狱里、永不分离的弗朗切斯卡和保罗。怀着极大的爱、焦虑、钦佩和羡慕。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理智（维吉尔）是获得信仰的工具，信仰（贝雅特丽齐）是获得神性的工具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其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了一个宽宏大度、并不狂热、国家观念极其浅薄的人为其代表，他就是歌德。德国是由歌德来代表的。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更令人惊奇的例子要算西班牙了。西班牙本应由维加、卡尔德隆或克维多来代表，但并非如此。它却由塞万提斯来代表。塞万提斯是宗教迫害时期的人，然而他的态度是温和的、宽容的、可以说，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令人诧异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所发现），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譬如，有人会想，英国应推约翰逊博士为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选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权且这么说）正是最不富有英国特色的英国作家。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也就是意在不言中，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的手法。倘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丝毫也不会令我们吃惊。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幸好现实的丰富多彩的模样不是唯一的：还有回忆中的模样，回忆的要素不在于事实的衍化，而在于持久的孤立的特点。那种诗情是我们的无知所固有的，我无须寻找别的。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我把了解的事都写下来，不加省略，因为生活像罪孽那么羞怯，我们不知道在上帝看来哪些算是重点。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创造一种宗教，而那种宗教所信奉的神是靠不住的。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感情达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她有时嘲笑，有时忽视但丁，这些事实在《新生》里已有记载。有人主张那些事实是别的事实的象征。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更确信但丁不幸而迷信的爱情。贝雅特丽齐死后，但丁永远失去了她，为了缓解忧伤，便虚构了同她相遇的情节。我认为他在《神曲》中采取了三部曲的结构，目的就是把那次邂逅穿插进去。他想起了常常梦见遇到障碍的伤心情况。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创作就是把我们读过东西的遗忘和回忆融为一体。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证明巴勒莫历史悠久的人是保罗·格罗萨克。《图书馆编年史》第四卷第三百六十页的一个注释已有记载；多年以后，《我们》第两百四十二期刊登了证明或公证文件。文件表明，有个名叫多明格斯（多梅尼科）·德·巴勒莫的意大利的西西里人，也许是为了保存一个难以西班牙语化的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他的国籍，他“二十岁时来到本市，娶一个征服者的女儿为妻”。这位多明格斯·巴勒莫于1605年至1614年间在本市供应牛肉，马尔多纳多河畔有他的牲口栏，豢养或者屠宰野牛。牛已经宰光，但为我们留下一段明确的记载：“城市边缘的巴勒莫庄园有一头杂毛的骡子。”听来似乎荒谬，我仿佛看到了它很久以前的清晰而细微的形象，不想再添加什么细节。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