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地位】与唐诗并列。

【影响】

宋词的繁荣昌盛实是社会外部因素和文学内部因素合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词体格式、形式规范、表现技巧、风格意境诸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宋词在词体文学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宋词成为词史上不可企及的巅峰。凭借宋词的叮部创造性与开拓性，它被指认为宋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成为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等并列的“一代之文学”的杰出代表，深远的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宋词】

宋词是一种新体诗歌，宋代盛行的一种汉族文学体裁，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汉，定型于唐、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汉族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汉族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豪放派）、辛弃疾、柳永（婉约派）、李清照。

柳永在宋词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柳永》

晏几道是晏殊之子，在词上的造诣大约能和乃父相提并论。不过叶先生认为小晏在词史中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词从温韦冯李倒晏欧，其发展的走向是一个诗歌化的过程，是在词的意境上逐渐加深，经他们之手，歌宴酒席间传唱的无个性的艳词已可以让文人用以表达修养、情思和品性。但小晏的词不是向诗歌化的意境去发展的。所以小晏的词美则美矣，然而却只是词史之中逆向回旋的一个小涡流。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我体味的没有这么深，小晏“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样的绝妙好辞，偶觉得并不稍逊于乃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也算得千古绝唱了。虽不曾扮演词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人物，但小晏作为一个词人的名声在当时是可以和任何大家名手等量齐观的。

相反的典型是柳永。

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名声并不好，被称之为“腻柳”，就素“唧唧歪歪柳三变”的意思，这个雅号算的上狼藉，但柳永对词的发展产生过很重大的作用。柳永最明显的贡献是发扬了慢词长调这种词的形式。柳永填了大量的慢词长调，在市井歌坊间传唱一时，但却不被社会上流所看重，或者是被暗黜黜地赏玩，明里又作鄙薄不屑状。盖因柳永词“狎邪流俗”，虽自成一体，却不上品。王灼评柳词，说：“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这个批评是相当刻薄的，说你柳七充其量一个小资产阶级也敢来混迹上流社会？光鲜虽然光鲜，但底子里依旧不过一个市侩暴发户。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多状摹小儿女间的各种情状。但文人写词多讲意境深致，比兴寄托，讲的多是《关雎》《蒹葭》里的情味，是“发乎衷情，止乎于礼仪”，但柳永词格调是比较浅近的，柳永词多是长调，形式上不可能象小令一样凝聚，它是铺叙的，其情感表达无法同小令这么秾，这么密地感发。而且因为长调铺叙，它是比较写实的，并无多少深藏的意蕴可供品砸、回味和聊作发挥。然而宋初文人为何多去填小令而不去将长调也“诗歌化”，也赋与其以深邃的意境呢？一个原因当然是文仕自顾身份，不愿写长调这种市井里的流行俗曲，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也许宋初的大多数文士都没有填好慢词长调的才具。文人词看是清雅，实质俗滥，通读一本《花间集》，满书“金鹧鸪”，都是“红腊泪”，一律“玉炉香”，语汇因袭套用。实是自出机抒者少，因袭沿革者多。如此文士，只怕未必有将慢词长调敷衍成文，使其言之有物的能力。不管怎么说，在宋初孜孜不倦填写慢词长调的，确乎也只有“狎邪流俗”的柳三郎一人。

柳永词相较于前人的词有一个明显的叙述角度的改变，这也是柳永对词发展的开拓和改进。叶先生评柳词的这种变迁为从“春妇善怀”变而为“秋士易感”。因为柳以前的词人状写男女情意的词曲时，多从思妇的口吻写，情境不出闺阁园亭之中。而柳词则多从游子的角度入手。因为写的多是羁旅行役的游子，所以柳词所呈现的意境，便结合了高远的景物和个人追求功业的志意，因此柳词的兴象是比较高远壮阔的，这也是柳词的一个显著的特色，非香园小径，非亭台西楼，而是关河冷落，残阳西照，是断鸿声远长天暮。例：

“《凤归云》：

向深秋、雨余爽气肃西郊。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飙。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稍。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抛掷林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叶先生评这首《凤归云》体现了柳词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摹景状物写的非常真切，用语不因袭，不套用，以亲身目之所见，身之所感入词，因而柳词的气息是很清新滴。“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稍。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写的非常生动，读之如身临其境。上片写景，下片写的则是柳永自己的心意。柳永心怀高志，但命途奄蹇，每求而不成，一辈子在社会底层辗转挣扎，在仕途上非常落魄，果然是驱驱行役苦，苒苒年华老，追蝇头小利，逐蜗角功名，浪得虚名很大，实惠一点也没捞着，失败。

关于柳永的轶事是很多滴，传说金主完颜亮读《望海潮》，见词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不禁拍案奋发，邪自心头起，恶从胆边生，遂有投鞭伐宋之意。又说宋神宗本喜读柳永词，柳永不第，填词自遣，内有“忍把浮名，换了低酌浅唱”句，神宗怫然不悦。柳永再考中第，神宗御笔轻勾，就把柳永好不容易到手的功名又勾没了，说“且去低酌浅唱，何来求取浮名？”，于是柳永又落榜，从此自号“奉旨填词柳三变”。又说柳永去拜访宰相晏殊，晏殊出言相讥：就凭你也填词吗？柳永鼓勇反嘲：相爷不是也填得不亦乐乎吗？晏殊说俺填是填滴，不过不象你，尽填“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跌货色，柳永晕，于是狼狈辞去。又说苏东坡明里表示柳词不上品，暗里却跟柳永较劲，每填词，辄问客僚，“诸君以为我的词比柳七如何？”幕僚就说“柳郎中的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学士的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浪淘尽……’”于是众皆笑倒。

不过苏学士虽然不喜柳词，然而其人眼高心宽，却也一眼看倒了柳词的优点，说柳永词虽则浅近，但气象博大高远，并不逊于唐人高处。尤其《八声甘州》里“关河冷落、残阳当楼”这几句，就差赶上李太白《忆秦娥》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了。例：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阳当楼。是处红销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凭凝眸！”

上半片写秋士悲慨，年岁蹉跎，感时伤逝，下半片写两厢相思，这相思写的真是感人，两厢相思的写法咱在诗词里见过许多回了，李商隐的巴山夜雨算一个，杜少陵的“清辉照臂寒”算一个，温庭筠的“过尽千帆皆不是”算一个，但写的都不如柳永这一阕缠绵悱恻。把秋士志意难酬的悲慨跟游子思妇的两厢相思的感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柳永对词的拓展。

柳永的一生算是万事皆休，尽付虚度。留的身后名还被责为淫靡俗滥，浅薄鄙下，得了一个“腻柳”的绰号，他这一身过的真是失败，过得很不值得。但叶先生评柳永，说柳永对词得发展得作用还不仅在于词调、叙述角度，气象上得拓展，而是，柳词直接启发了苏词，苏轼和柳永在词上也并称，叫豪苏腻柳，豪气吞云苏东坡，唧唧歪歪柳三变。呵呵，若是老柳地下有知，真要把他活活再气死一次

——————————————

才子柳永,如何沉沦？

沧海 @ 2005-03-03 00:41

评说柳永，不管你怎样看待，也得承认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李白有才气，苏轼也风流。若要也才子，也风流，且把才气与风流玩得出神入化，游刃有余。恐怕李白与苏轼是难以望及柳永的项背。

柳永不仅是个风流才子，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浪迹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楼妓女的铁哥，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不修边幅的小丑，敢恨敢爱的汉子，无室无妻的光棍，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

想起柳永，自然会想起那流传千古的佳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仿佛看到江南秋色如染，烟柳画桥下水天一色。风帘翠幕里十万人家。重湖映青山，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云树绕堤沙，有兰舟催发。斜阳里，寒蝉凄切。满腔离愁的柳永正对着前来送行的两三个姑娘惜惜话别。泪眼看着泪眼，柳永低吟长诉：“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地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词写得漂亮极致，情抒得极致漂亮。柳永的笔头流淌着阳光、春雨、丹青。他描绘的江南有声有色，有情有韵有味，让身处江南的才子也心驰神往。柳永的心头有天真稚气，柔情似水，激情似火。平仄声里，如杜鹃啼血，如秋雨打萍，溅得宋词好婉约。

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条律，柳永的一生太倒霉。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可不服输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气，由着性子写了首牢骚极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落榜了，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当局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年轻人真有些狂。自己落了榜，不知丢人伤面子，还故作清高，换什么“浅斟低唱”。

发牢骚的柳永只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辛酸。落榜后的后生写了几句调皮的诗句本没有什么。问题是你不是一般的后生，你是柳永，你柳永的词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就有人吟。柳永不知自己的名字和词作已经覆盖了远近的市井巷陌，楼堂馆所；不知道那带有磁性的词句和清新的韵律已经征服了天下的歌迷和追星族。更不知道，在某些阴暗的角落，有人在窥视他的行迹，有人在分拆他词作中的不安定因素。

没有几天，柳永的《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看者，吟着，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特别是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 刺到了宋仁宗的痛点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恨恨抹去对手太强大了。被除名的柳永咽泪装欢，玩世不恭地扛着“奉旨填词”的御批招牌，浪迹江湖。深入歌楼舞场，堂而皇之地贯彻落实仁宗的圣旨，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这一招，也够毒。他玩得皇帝羞辱难堪，喘不过气。

“奉旨填词”的柳永，玩着御批的“浅斟低唱”，竟反打正着的玩成了走红的大腕级巨星，玩出了响当当的名牌效应。最难得的是，歌舞场的辛酸和旅途的风雨成就了柳永的不朽和宋词的辉煌，奠基了他独树一帜的悲壮人生。这是柳永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秦楼楚馆，舞女歌伎，是个很资深又很敏感的话题。达官显贵，正人君子们凭着权势纸醉金迷在秦楼楚馆，醉生梦死在舞女歌伎群中。因为权力，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应该的。可转过身，回到殿堂、公馆，穿上官袍，带上乌纱，他们又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身份，污蔑，漫骂自己曾经作践过、蹂躏过的舞女歌伎，以显自己的文明儒雅，正人君子。柳永不同，也可能惟有柳永不同。他以善良、真挚的同情心体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他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和舞女歌伎做朋友，以满腔的真情温暖那些冷冰冰的心、滴血的灵魂。在世人泼满污水的地方，柳永看到了大宋王朝骨子里的污浊，看到崇高掩盖下的卑鄙。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不是秦楼楚馆，而是富丽堂皇的宫殿。

直面生活，柳永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口无遮拦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在《昼夜乐》中写到：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凭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御街行》有句：“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唯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

《蝶恋花》写到：“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无际。草色阳光残照里，无言只得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

……

真情，真爱，真词，真男人。

敢写，敢唱，敢为，敢叛逆。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甜甜蜜蜜切切绵绵，难得的真情，传奇般的故事。在那充满着污浊，虚伪，欺骗，残暴的社会里，莫要说柳永为舞女歌伎们写词写曲，他们就是热烈地拥抱，疯狂地相爱，也是崇高的，清洁的，灿烂的。要说这就是柳永的沉沦，那么，这种沉沦太美了，太精彩了。它足使天下那些在权势和金钱的床单上进行的男欢女爱黯然失色。

“正人君子”们骂柳永沉沦，是因为柳永爱烟花巷。那么“正人君子”们真的就没有去过烟花巷吗？他们又是何等的德行，何等的禽兽。确实也有没去过烟花巷的正人君子。那么，他们在烟花巷之外就没有干过烟花巷的事吗？或者说，他们灵魂深处就没有对烟花巷的向往吗？有几个“正人君子”敢说不。

是清是浊，是黑是白，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关键是要看是谁所为。权势，是权势者的魔杖，它可指鹿为马，可化腐朽为神奇。它对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凭柳永的智慧和才华，完全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些权势和名利。可犯傻的柳永就是不开窍，偏偏背离权势而亲近下层的歌女舞伎。

藐视权贵的大诗人李白，灵魂深处太想当官了。在《与韩荆州书》中肉麻地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拍马拍到如此精湛和富有艺术色彩，真是非李白莫属了。后来跟着永王邻起事，差点丢了诗人的命。诗圣杜甫，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也非常想当官。冒着安史之乱的枪林弹雨，穿着麻鞋，跋涉几百里，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其忠实，其理想可见一斑。就是高傲的王维先生，虽栖身终南山，心却在长安城中，时刻窥视着吏部的动静。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曲线的官场捷径。也清高，也实惠，也不用行贿。牛耳级的诗人，文人，端着酒杯，挥起笔墨，慷慨激昂地蔑视权贵，骄傲清高得像云中的白鹤，把世人玩的高山仰之，眼花缭乱，称仙称圣。压根看不到仙们圣们六根未净，抵不住权势名利的诱惑，砸不烂世俗红尘的枷锁，割舍不了长在自己心头角落里的毒瘤赘疣。铿锵而清高的言词下潜藏着比普通老百姓更大的官瘾和对权势的贪婪。

应该承认，屡试屡败的柳永也无法结扎了自己对仕途的向往之情。然而，与李白、杜甫的执着卖力，完全彻底地愿意搭着性命而献身官场的状态相比，柳永本能的“向往之情”也就微不足道了。在名利的试金石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一流的，口碑很好的大师、大家们绝对输给了沉沦者——柳永。

对官场自作多情，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场的文人，若不脱胎换骨地去无耻，去污浊，是很难与官人为伍的，也很难登上自己的理想之舟。一厢情愿地想当官的李白，官没当上，反而被流放夜郎。人死后，身边连一个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够凄凉，够惨。终生效忠于朝廷，任劳任怨的杜甫最后竟死在一叶小船上，够可怜，够悲。而远离官场的柳永，虽无儿无女，却死在市民百姓和歌女们断肠的哭声中。歌女们把柳永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也很气派。为了纪念柳永，每年逢柳永的忌日，歌女们还要集中在一起召开“吊柳会”。柳永的死，虽没有人说他重如泰山，却是难得的幸福和温馨。风流才子，生生死死都风流。

千百年来，敢如此沉沦的惟有柳永，沉沦到如此精彩的也只有柳永

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赋的特点有：具体性、感性、形象性、叙事性。其定义蕴含着两个最重要特征：直言、铺陈。直言，即简单的陈述，直接叙述事物之过程，把事物原貌反映出来。这是赋的最简单的形态。“铺陈”，叙述中表达思想感情，并且这种陈述死一种有节奏的陈述。反复铺陈，把要表达之事物原装刻划形象丰满，从而达到淋漓尽致的抒发感情。在这一直言与铺陈的过程中，具体而形象，感性地叙述，体现出赋的特点。

“以雅相尚”，是宋代词人创作中的共同审美追求。在理论上明确揭示“雅”的创作标准，是从南宋作家开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张炎《词源》卷下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宋末元初的陆辅之作《词旨》，明确归纳出“以雅相尚”的创作标准，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并说：“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可见，到了南宋以后，“以雅相尚”已经成为词人特有的一种审美心态，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创作倾向。这种审美观念绵延于以后的整个词作流变过程之中，直至清代，词论家还反复强调。刘熙载《艺概》卷四说：“词尚风流雅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而“以雅相尚”的创作演变以及观念的形成，则大致完成于唐末五代北宋之整个过程之中。

宋词创作中“以雅相尚”审美观念的形成及演化，有着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及特定的审美渊源。

从文学创作和审美传统来看，“以雅相尚”、“去俗复雅”是汉民族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表现。“风雅”、“骚雅”、“雅正”，其实一也。其渊源可以推溯到《诗经》之“风”与“雅”，以及“楚辞”之《离骚》。“风”与“雅”原来只是一种音乐划分标准，“风”大致为先秦诸侯国的土风歌谣，“雅”大致为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曾经对《诗经》做过一番整理，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的审美立场是屏斥“国风”中淫俗的“郑声”，将《诗经》中风雅篇什解释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是以“中庸”作为审美尺度，要求文学创作对声色之美的追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互相吻合。所以，孔子又归纳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儒家的“雅正”审美观念，就是从孔子的思想发展而来。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效用，同时在表现上又必须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礼记·经解》将这种创作审美追求归结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因此，合乎儒家“雅正”审美理想之文学创作标准，便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作品的内容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用，表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所谓“尽善”；其二，文学表现时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所谓“尽美”。这种“尚雅”精神，积淀成儒家传统的审美意识，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泛的民族审美需求。

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体，歌词创作中“复雅”之呼声更为迫切、更为强烈，贯彻得亦最为彻底，以至形成“雅词”这样一个特殊概念。其间必定有歌词创作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此，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赞浦子》又是吐蕃乐曲等等。《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

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苏轼的词在宋词发展史上有何地位

开创了词中豪放一派，一改以前词作的奢靡软糯之风

宋词在词史上的变化与地位

地位：宋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提供了新的东西,它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艺术形象中,反映了宋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风貌。

柳永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柳永词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 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也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3 词的表现方法的改变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 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唐诗，宋词，元曲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怎么排列

唐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之一，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唐代的诗人中知名者约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竟达四万九千多首，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音节和谐，文字精炼，为创造今天的新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宋词兴起于唐代，经过五代的发展，极盛于宋代。它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所以有人叫它“诗余”、“曲子”或“长短句”。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只有在我国这样文化发达的国家，才能产生和发展。

元曲是一种古典戏曲剧本。如果排位，仍然是唐诗第一，宋词居中，元曲次之。

简述人们对宋词的地位的认识的历史过程。 2、如何理解宋词的地位? 3、请阐述宋词的深远影响在哪里。 5分

宋词的变迁：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宋词的价值和影响：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写一篇论文 题目是宋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应该着重从哪几方面入手

【地位】与唐诗并列。

【影响】

宋词的繁荣昌盛实是社会外部因素和文学内部因素合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词体格式、形式规范、表现技巧、风格意境诸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宋词在词体文学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宋词成为词史上不可企及的巅峰。凭借宋词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它被指认为宋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成为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等并列的“一代之文学”的杰出代表，深远的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宋词】

宋词是一种新体诗歌，宋代盛行的一种汉族文学体裁，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汉，定型于唐、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汉族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汉族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豪放派）、辛弃疾、柳永（婉约派）、李清照。

以唐五代词和宋词为例 说明宋词在词史上的变化和地位

唐五代，乱世之曲，苦难之诗。宋词，相对平和，战争苦难较轻。

转载请注明出处句子大全网 » 宋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