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一、建安文学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了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送应氏》等，都是这类内容题材的作品。二是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情感、心志，如曹操的《短歌行》抒发的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刘桢的《赠从弟》表现的是对志节的崇尚，曹植的《白马篇》以游侠的题材抒发为国捐躯赴难的壮志豪情。此外，也有一些游子思妇、游仙的题材。建安文学总的来说体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

二、建安文学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它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充实的内容。对时代乱离的反映及个人情志的抒发，形成了慷慨悲凉的主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恰切的概括：“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

3．建安诗歌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散文的体式多种多样，有诏令、奏疏、章表、书信、序论、赞颂、碑铭等。辞赋沿着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道路，而题材更加广泛，抒情、咏物、感事、饮宴、游猎无所不至。

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建安诗歌的特点

"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虽然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所讲建安风骨大有不同，(2)但刘勰《文心雕龙》既专论"风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对风骨的解释权。奇怪的是，《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

刘勰并不停留于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体的为文之道："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作者的情感通于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转，动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体物无遗，必能立意昭然，遣词精确。《神思》篇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非情深；"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都是练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有人认为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不宜作为"骨髓峻"的范例，其实刘勰之所以挑选此文，是因为它立意明确、条理显豁、论证充分、语言精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致使群臣为之搁笔，这是理胜于情的例子。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被用作风力遒的范例，是因为对大人那种游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向往，因而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消汉武帝好神仙的念头，反而让他"飘飘有凌云之志"，这是情胜于理的例子。刘勰举这两个例子旨在凸显风骨之别，而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是"风骨"典范。

立"风骨"之义，是针对齐梁文风之"采乏风骨"的倾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论语·雍也》)刘勰显然以"风骨"为"质"的方面的要求，以"采"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较，质为本，文为末。刘勰作《风骨》篇与《情采》篇对举，然偏重风骨，以矫时弊。

刘勰对"风清骨峻"陈义极高，《宗经》篇中"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或可为之注脚。作家只有"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才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风骨"所具刚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经典"大义支持下"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

刘勰作《风骨》篇本意是在"宗经"背景下对"质"的方面进一步的要求，是在论"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风骨》中所含诗教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建安文学能否与刘勰所谓"风骨"相合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

东汉士风的转变滥觞于曹魏，"曹氏集团众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

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余下全文>>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评价

建安时期的独特的时代氛围造就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的建安作家，表现出“志深而笔长，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刚健遒劲的作品有“风骨”。

2、简介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苍凉沉雄，刚健遒劲，生动的抒写着他们的“烈士悲心”慷慨悲壮。自建安文学后，亦称能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悲凉　　1、时代特征

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和特色，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形成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风骨”。

3、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成为后世反对绮糜文风的旗帜，原指人的品格、性格。”“梗概而多气”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他们的作品体现着一种直面现实人生，执着于理想追求与创作态度和豪迈奔放的创作激情

建安风骨的诗歌特点有哪些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政治理想的高扬 人生短暂的哀叹 强烈的个性表现

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余下全文>>

建安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请结合具体的诗人和作品，简述建安诗歌的主要特点

你要问的是中国的诗歌发展历史吗？

中国诗歌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余下全文>>

什么是建安诗歌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发展历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建安时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们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诗的特点是深沉古直，气韵沉雄，他的诗今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一部分是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如《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另一部分表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曹丕诗风格纤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诗，写景抒情都很细腻，诗逐句押韵，说明这一时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诗慷慨活泼，词藻丰富华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名都篇》、《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美女篇》、《洛神赋》、《野田黄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诗评》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其中孔融年龄最大，仅存诗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除诗歌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徐干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瑒的诗较为平淡。

《建安诗三百首评注》选择了建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三百首诗，建安文学多是文人诗，它的语言较之《诗经》和《古诗十九首》都更难懂，《建安诗三百首评注》对所选的诗歌都加以评点和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在内容和风格上有哪些

区别在于建安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因为，那时的诗赋决定了后来的五言诗的格局，还对七言诗进行了试创作。还有就是建安文学时期的作家们的思想和正始文学时期作家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建安时期的文人比正始时期更有安全感，曹操是很支持文学的而且四处网络文人，而司马氏政权则以排除异己为主要目的，使得当时的道德思想变得空虚，因此文人们为了保持住建安时期遗留下来的对虚无思想的挣脱的精神，风骨的意味就更深了。建安时期毕竟是社会得到恢复的时期，虽有疾苦，但是仍充满希望，而正始时期则是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的状态。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文学和后正始文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建安诗坛为中国诗歌确立了“建安风骨”的美学典范，而正始之音是以隐晦曲折为主要特征。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正始文学：正始文学泛指魏代末年的文学，此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在作品中抗议司马氏的残暴统治，揭露礼教的虚伪，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文学,但它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文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说说曹操的诗歌特征

曹操是建安诗歌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诗全用乐府旧题写时事，既有民歌特色又有自已的创新，他的诗歌按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类反映汉未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正义感和悲愤情绪，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薤露行》对何进误国、董卓殃民有很真实的描绘。《蒿里行》揭露初平元年袁绍等人兴兵讨伐董卓，内部混战的情形，突出地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遣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描写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思乡之情十分逼真。

另一类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类诗慷慨悲壮，具有更浓厚的抒情色彩。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苍凉悲壮【摘要】曹操以其对四言诗歌的复兴、对崇高审美体验的最求和对乐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不仅是建安风骨这一历史定论最有力的论据，更对之后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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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领袖，他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 ，成为建安诗坛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称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诗歌有着雄健挺拔，慷慨悲凉的特点，“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原本的出身已不可考 。其父曹嵩是宠宦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这样一个家庭虽在政治上显赫一时，却深受当时重门第、名望的东汉士族们鄙夷，也没有任何儒家学说的传统，加上其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曹操很少受两汉来的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据史书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讲求实效，故也不吝于真率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感情。在建安这个主要文学体式由辞赋向诗歌的转折时代，借助于诗歌强大的抒情效果，曹操成功地将自己宏伟的理想抱负，深刻的人生思辨和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融入诗歌之中，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并对建安文学和后来的魏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德诗尤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作为诗歌这一巨大转折中的关键性人物，曹操的诗歌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构成了曹操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更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之后魏晋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的诗歌的最高峰——唐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四言诗的复兴

曹操诗歌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四言诗，这也是笔者最喜欢的诗体之一。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的四言传统，在秦汉之间之后几乎“沉默”了近千年。这固然是因为这其间文学风气有所变迁，然而毋庸置疑是曹操的创作使得四言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启发了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创作。相较于齐整统一、格律严明的奇言诗，四言的音节更短促有力、富于激情，用来表达曹操诗歌中许多宏大的主题是十分契合的。

曹操的四言诗继承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的优良传统，却又能将旧的句式中赋予新的内容和情感，最终形成了一种气魄雄伟、意境恢宏的特点。从语言上来说曹操擅长运用铺叙和比兴的手法，有时读来古风盎然。例如他的《冬十月》：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鵾鸡晨鸣，鸿雁南飞。

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全诗几乎纯是对冬季典型意像的描写，作者在其中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就在这一片惨淡冬色之中，“钱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混乱的社会秩序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已略有恢复，商贾又开始往返于各地之间。这首诗中大量的苦寒而悲凉的景物描写在曹操诗歌中并不少见，有意无意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然而这并未令曹操沉溺于其中而不可自拔，而是激发起他更加昂扬的斗志。正是这种激情令曹操的诗歌为人所喜爱。

当然曹操对《诗经》以来的四眼传统不仅有继承，更有突破。清沈德潜有云，“曹孟德在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此言诚不谬也。

以曹操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为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全诗以对生命短暂的由衷感叹起兴，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以代天子宴群臣自居的王道之气，再到“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里对国事艰难，人才难得的忧虑，以至末句自比周公，愿意终生辅佐君王而不僭越的承诺。这样以直接抒发自己情感为手段，着力刻画自我形象的作品在《诗经》中就几乎见不到。这首诗中表达出的拯世息乱的强烈责任感和一统神州，再造盛世的宏伟志向，历来受到许多志向远大的杰出之士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的诗歌尚未如南朝诗歌一样受到“壅塞” 的困扰，而是体现出一种非常富有空间感的特点。他的四言乐府，尤其是《步出厦门行》五首，都非常善于通过对环境和气氛的渲染而令读者产生代入感，从而获得一种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如果说从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壅塞清除的过程，那么也许从建安到南朝的诗歌发展则是一个壅塞增加的过程。诗歌艺术正是在这样曲折的进程中慢慢走向成熟。

2.无所顾忌的“大美”

曹操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人生色彩十分瑰丽的人。家庭背景决定了他不愿遵循陈腐的儒家教条，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寄托在通过个人奋斗建立起不朽的功业之上。这种人生态度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曹操诗歌的开创性和独特性。且以他的《步出厦门行?观沧海》为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作于建安十二年秋的古诗，写于曹操北征乌桓，大败袁绍之后，其时他正意欲以一战定天下，不可一世之豪情从诗中喷薄而出。作为有记载的第一篇完整的山水诗，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使首诗得以名垂千古的原因，在我看来却是那种少见的阳刚之美。在后世的许多诗人眼中，美丽的山水风光是人生旅途上放松心情的驿站和失意时庇护心灵的港湾，他们触景生情，感时抚事。曹操则不然，他诗中的沧海洪波，日月星汉实际上是自身的博大和崇高的外在物化。纵然碣石山的风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曹操横槊赋诗的兴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他自己胸中澎湃不已的豪情。骆玉明先生曾以《春江花月夜》中“青枫浦上不胜愁”一句为例，指出所谓“青枫浦”不过是美女所居之处而已，与现实地理位置并无必然联系。而于曹操而言，碣石山古为海门，为秦皇汉武祭海之处的显赫过去令他可以选择此地展开抒情，至于碣石山当时真正的风光如何并不重要。哪怕是风平浪静，曹操不世的“霸气”也能令洪波为之涌起，星汉为之灿烂。

曹操诗歌中这种对博大、崇高、阳刚之美的追求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一种全新的美学范畴，并直接影响了“建安风骨”的形成。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诗风在他之后就鲜有所见了。正如李白诗歌中喷涌的天才之气令后来者望而兴叹，曹操为政至相王之尊，为军一统中原的不世功业和包纳万物、吞吐日月的英雄情怀也使得他的诗歌难于被他人所仿效。

曹操也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这直接表现在他诗歌中许多“大逆不道”的用典。曹操在《短歌行》中写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实际就有代天子令天下的意思在里面。而曹操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济世救民这一主题，往往也是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予以表达，强调为国尽忠而非愚忠君主。纵然《短歌行》最后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似乎强调的也是“天下归心”而非为君解忧，至于这归心究竟是归于曹操自己还是汉献帝刘协，恐怕也是一目了然的了。在我看来，曹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将自己的人格独立的诗人，相较屈原至死不能摆脱对君王贤明的期许，曹操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种独立精神虽与儒家文化体系相冲突而长期以来被诋毁和诽谤 ，却一直激励着历代的志士和英雄们。

3.乐府传统与诗史

曹操现存的诗歌凡二十余首，都是乐府民歌，即所谓“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乐府民歌“缘事而发” 的精神，揭露时弊的勇气和艺术上质朴、浑健的特点，对曹操慷慨悲歌的风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不妨读一读他反映汉末社会大动乱现实的两首名诗：

《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二首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薤露行》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浓缩在这短短十六句中，读来令人沉痛不已。“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动乱之因早已种下，如此结果，不过迟早而已；“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权臣无能，奸人当道才直接导致了“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的动乱，而“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后遭殃的还是那些“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的平民百姓。末句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为结，真可谓十字凝百感，一片深沉抑郁之情全在其中。《蒿里行》则将关东军阀由起义合兵、共讨董卓到自相残杀、混战割据的历史进程概括于短短十句之中，末六句以一种惊人真实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社会动乱的可怕后果，是曹操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杜甫以其在现实主义诗歌上的成就被尊为“诗史”，不妨将曹操的诗歌与之略做比较。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一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曹操的《蒿里行》则写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不难看出，杜甫擅于以一种微观的平行视角观察社会，反映的是身处乱世中个体的不幸遭遇和感受。而曹操则惯于以一种俯视的角度表达对平民苦难的悲悯，反映了社会精英对芸芸众生的天赋使命感。

曹操这种以乐府旧题写实事的拟乐府诗不仅显示出了五言诗的早期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代的诗歌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甫的以“即事名篇”为特色的五言古诗和之后白居易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都是这一风格的延续。

4.结语

以上基本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曹操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这些作品本身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曹操的诗歌的价值依然很难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衡量。如果不了解他的梦想和奋斗、失败和成功，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些伟大的作品。这些诗歌对历代以来的那些胸怀伟大的志向并愿意为之付出不懈奋斗的人的激励，可能比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更伟大。

浅析建安诗歌特点论文2500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南疆赵敏 发布于： 2010-10-12 10:21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诗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概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长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概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园景光未满，众星灿似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虽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锺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质朴，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锺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呛之词”（锺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摘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是什么？

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言为主，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拟古》等；他亦擅长四言，佳篇有《停云》、《归鸟》等。然而，陶渊明在当时却颇不为人所重，诗坛的总的风气也不因他而有所改变。此后整个南北朝时期，诗歌仍沿着华艳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现的方向在演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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